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应用
根据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阐明了贸易保护的产业特征，并在多方面得到应用。消费品等进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产业、纺织业等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和钢铁、汽车等寡头竞争产业易于得到更多的保护。这种分析也具体印证了贸易政策的格局：一是阶梯关税的格局。利益集团决定关税结构，各种产业对贸易保护的游说活动有着不同的收益和成本。对最终消费品征收的关税一般高于中间产品和原料，这归因为分散的消费者利益集团受困于大量的免费搭车者，在政治上缺乏组织力量；集体行动的困难解释了有些政策不但得不偿失而且受损选民远超过受益选民却仍被采纳。二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保护格局。政府在决定关税率时存在偏袒组织得好、与进口竞争的集团的倾向，这表明出口集团在维护与它们利益相关的自由贸易方面，不如受到进口威胁的集团为实行保护贸易而组织得好。三是关税减让的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GATT／WTO主持下以关税减让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际上是各国相互间的一种让步，谈判者把削减关税当作让步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迎合与进口竞争的生产者集团。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还在多方面得到了运用。第一是在有关“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经济研究上。克鲁格曼认为，政府的关税政策旨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被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时，这些企业可能就没有很强的激励去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使关税政策成为对寻租行为的保护。此外，与进口替代政策体制相伴随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制、汇率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等都将产生追求经济租的活动，这种对社会有限经济资源的耗费构成贸易保护社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是在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当今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与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是相违背的。之所以选择直接让国外承担保护成本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自愿出口限制等造成更大福利损失的政策工具，而不运用经济效率最优或次优的政策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不但从经济上而且更多地从政治上考虑其影响。第三是在贸易政策的决策分析上。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形成了两个分离的政策领域—产业部门领域和国民经济领域。政策焦点本应是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但实际上却偏向单个产业部门。例如，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妥协、与各种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是美国寡头政治的核心特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互相牵制反而可能使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无法得到实施。
